由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主办，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证据科学》杂志协办的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7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西北大学、Widerner大学、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庭科学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加拿大Windson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大学，荷兰最高法院，德国柏林医科大学法医与法庭科学学院，韩国高丽大学医科大学、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韩国汉城大学医科大学法医室等的专家学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学者，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证据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证据法学的最新理论进展、《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专家建议 稿）》、法庭科学的新进展以及人文科学与证据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第一届会议相同，在全体会议之后的讨论中，主办方根据证据法学与法庭科学的区分， 在分会场中进行了专业内部的讨论。针对证据法学和法庭科学在各国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借鉴与吸收，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着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 学科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

美国西北大学威格莫尔特座教授Ronald J.Allen做了题为“中国证据科学发展中的三项任务”的发言，提出中国证据科学发展的三项任务：中国法律体系与实践需求、外部环境相配合；发起对证据规则的广泛讨论，并对制定统一证据规定达成一致意见；中国证据法面临的微观和宏观问题。具体讨论了四个问题：司法证据的社会含义、司法证据和概率理论、专家证人、程序和证据的关系。它们是任何法律体系中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

英国城市大学法学院的Adrian Keane教授讨论了与人类记忆有关的科学在审判中的应用。通过介绍和分析英国精神学会研究委员会起草的记忆与法律指导手册，提出了人类记忆的一些特征，并分别讨论了法庭之外和法庭之上能够适用的指导规则，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指导规则的运用对于做出判决很有吸引力，但是需要非常细致的考量和分析，有些发现并不像指导手册中描述的那样没有争议，这种研究为法庭科学与证据法学的链接搭建了桥梁。

加拿大Windson大学的Douglas Walton教授则分析了补强证据的论证可视化工具 。人工智能和论证学研究产生了论证可视化的新工具，它们对于分析证据法中不同推理的结构非常有益，Walton教授讨论了作为分析证据论证可视化工具的方案，并以专家证人证据为例，分析了这些工作如何使证据分析过程更为清晰，以及如何防止证据认定中的逻辑谬误。这种研究成果同样代表了证据科学研究中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学者对于国际证据科学理论的发展保持着关注，并给予回应。中国政法大学的张保生教授提出，在两大法系诉讼制度融合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中国的证据制度也呈现出国际化和科学化的特征，因此中国法官的角色需要重建：兼顾中立和能动的裁判者，兼顾纠纷解决者和正义分配者，兼顾事实认定者和价值平衡者，兼顾自由裁判者和规则适用者。另外，不少学者对于外国证据规则的引进与中国建立统一证据规则过程中的移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则（专家建议稿）》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云南省昆明市、山东省东营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等试点法院的参会代表，就试点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交叉询问制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如何完善该专家建议稿提出了建议。例如对于品格证据规则，与会者认为我国的品格证据应主要定位于量刑阶段，在定罪构成中应当确立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确立未成年人良好品格证据的全面调查及采信原则。

外国学者也对该专家建议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比如来自美国Widerner大学法学院的Capowski副教授分析了统一证据规则与两大法系融合的关系，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征，然而《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则（专家建议稿）》中的一些规定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又有相似之处，这对于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法来说是一种改革的变动，体现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而中国将成为两大法系在世界范围内融合的一部分。

法庭科学方向的参会者对于法庭科学中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涉及司法鉴定、法医病理学、法医毒物学、物证技术学，以及DNA技术的发展、爆炸现场的证据收集、计算机证据、司法会计学、测谎技术、犯罪心理学、法庭语音技术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与会者进行了有益的对话和交流。

多学科交叉研究证据问题，依然是“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的特色。在本次会议中，从事语言学、符号学、国学、哲学、古代汉语学、考据学的参会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证据问题的看法，并尝试将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证据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从考据学的角度讨论了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的转变，论述了考据学中论证方式的变化，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与单纯的研究法律中的证据问题存在区别，但是它对于证据的搜集与采信等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这种交叉研究的方式，打开了研究证据科学的视野，为证据科学理论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外，证据学科的研究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科学证据成为很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南宁博士讨论了科学证据认识论问题，根据科学证据在真相发现中的功能，可以从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两个方面审视科学证据认识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内在认识论由科学证据本身的属性所决定，从可再生性、因果关系、不确定性和错误率来认识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外在认识论是由在真相发现过程中科学证据自身以外的因素决定，包括科学专家的可信性以及认识主体对科学证据的信念与确证。因此，基于科学证据的真相发现是对认识主体的合理信念进行确证的过程。